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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旱季始于6月，8月、9月达到高峰。其间我家附近只下了三场雨，比往年少很多。”印度尼西亚（下称“印尼”）东加里曼丹省洛阿迦南地区的普尔瓦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中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等受灾较重的省份，当地土壤大多为泥炭地，一旦起火便极难扑灭”。

  该国正遭遇近十一年来最严重的林火灾害。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周边多个国家，不同程度受到产生的烟霾影响。

  据新华社消息，马来西亚教育部于2026年10月8日宣布，因烟霾导致空气质量持续恶化，教育部管辖的学校及教育学习管理机关须参照空气污染指数采取停课措施。次日，柔佛、雪兰莪、森美兰和马六甲四个州，以及吉隆坡和布特拉加亚两个联邦直辖区宣布停课。彭亨州、霹雳州部分地区的学校也已停课。

  环境部门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相关，也受印尼多地林火灾害的跨境影响。

  “烧的不只是树木、灌丛和枯枝落叶，还包括地下长期积累的有机质土层，因此火势未必最猛，但往往烧得更深、灭得更慢，过后也更加容易复燃。”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芳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本轮火情的火点，更多出现在泥炭地及其周边退化地带，且发生在持续偏干的气候背景下。

  回溯历史，20世纪70年代起，东南亚的跨境烟霾问题密集出现。1997年前后，印尼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等地林火失控，烟霾危机波及周边多国，区域性治理受到重视。

  2002年6月，《东盟跨境烟霾污染协议》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签署。作为东南亚跨境烟霾问题的主要火点集中地之一，印尼2015年完成批准程序，成为最后一个正式缔约国。

  “该协议虽具法律约束力，但其实施主要是依靠成员国履行国内责任和协商合作，区域层面的独立监督、问责与执法能力仍有限。”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郭文伯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正常采访时表示，烟霾反复出现说明，由人地矛盾造成的“收益集中、损失外溢、责任分散”结构，尚未被现有制度有效改变。

  当地时间2026年10月14日，印度尼西亚中加里曼丹省帕朗卡拉亚，驾车者佩戴防护口罩在林火引发的烟霾中穿行。图/视觉中国

  “菜叶发黄、收成减少，我的父亲别无选择，只能采用含盐量较高的咸水进行灌溉。长远来看，这会对土地肥力造成损害。”她回忆，受持续干旱影响，自来水公司上个月曾在靠近河口的多个区域停止供水。

  相关部门提醒，咸水不适合经常使用，仅可用于洗澡和洗涤，但为了最好能够降低经济作物损失，普尔瓦西的父亲只能尝试用咸水灌溉自家菜园。

  综合新闻媒体报道，受极端干旱影响，印尼加里曼丹（含西、中、南、东、北加里曼丹五省）地区多条关键河流的水位持续下降，煤炭和棕榈油等主要资源运输受阻。

  该国属热带雨林气候，境内林区主要分布在加里曼丹、巴布亚和苏门答腊等地。2026年旱季以来，印尼林业部火灾监测平台SiPongi记录的林火热点持续增多，9月中旬曾录得超过5000个，此后监测数据有所回落。

  据央视新闻消息，印尼多地持续受到森林火灾和烟霾影响，超百万名学生一度转为线上学习。印尼林业部的数据则显示，2026年前七个月，该国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20万公顷。

  “它本身并非点火源，但会减少印尼及周边海洋大陆地区的降水，推高环境气温、加剧大气干燥，从而增强泥炭和植被的可燃性，延长火险窗口期，使火点更容易从局地事件演变为区域性烟霾事件。”李芳指出。

  李芳分析，泥炭地火灾主要有“深、久、重”三个特点。“‘深’，是指火不只烧地表植被，还烧进泥炭土层；‘久’，是指泥炭火以阴燃为主，扑救难、复燃多，维持的时间明显长于一般地表火；‘重’，是指它释放的PM2.5更多，更容易累积并形成跨境烟霾。”

  南方周末记者查阅有关的资料了解到，泥炭地是指地表有较厚泥炭层、一直处在水分饱和状态的湿地，由植物残体在缺氧、积水环境下经数千年不完全分解并堆积而成。印尼是全球热带泥炭地比较集中的国家，约占全球热带泥炭地的三分之一。

  据《人民日报》消息，烧荒是印尼多起火灾的重要直接原因。警方调查称，部分农户和种植园经营者为降低土地清理成本，以焚烧方式清除植被。持续干燥的天气使得火势极易失控，一些泥炭地火场的表面火焰熄灭后，地下仍有几率存在余烬，增加复燃可能和扑救难度。

  简言之，自然状态下的泥炭地含水率高、不易燃烧，但在农业开发、暴露变干后，将很可能成为“顽固火源”。

  “前期的排水、开沟、垦殖和种植园开发等活动，使得泥炭地更容易失水；再叠加强厄尔尼诺和印度洋偶极子正位相（印度洋西部海温偏高、东部偏低的气候状态）带来的少雨、高温和干燥条件，泥炭层可燃性明显上升，火也更加容易由地表向地下发展。”李芳认为，本轮火情并非单一自然因素所致，而是土地利用扰动与气候异常叠加的结果。

  热带农业是印尼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部门。其中，棕榈油产量长期位居全球首位。

  郭文伯表示，商业化种植园和传统小农耕作的不规范操作，使得林火发生概率上升。“前者包括油棕、纸浆用材林和制糖，采矿业特许地也与火点空间重叠，这些产业为实现低成本清地、翻种或扩张，仍存在以烧荒方式来开垦土地。后者开垦小片土地，种植旱稻等短期粮食作物，并套种橡胶、可可、咖啡等多年生经济林木。虽然规模较小，但仍是火源之一。”

  当地时间2026年10月1日，印度尼西亚南苏门答腊省巴育阿辛，当地消防员在居民区附近扑救野火。图/视觉中国

  火情不断滋生跨境烟霾，特别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成为印尼之外的主要受灾国。

  当空气质量显而易见地下降的时候，普尔瓦西会感到呼吸急促。若在户外逗留时间过长，身体还将产生非常明显的虚弱或疲劳等不良反应。

  “这给我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来新加坡不足半年的华人安静，近一个多月与家人开始减少外出。烟霾明显时，她感到自己的喉咙或鼻子不适。

  安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26年9月以来空气质量大多不佳，仅暴雨后有短暂减轻。“印象中某两日傍晚下过暴雨，雨停后PSI（官方污染指数）才逐渐降至70至80。但第二天一早醒来，窗外很快又恢复灰蒙蒙的状态。”

  按新加坡国家环境局标准，PSI数值0—50为良好，51—100为中等，101—200为不健康，201—300为非常不健康，300以上为危险。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多区域24小时PSI屡屡升至101以上，较往年同期极为罕见。

  “忍了几天，实在受不了。门窗紧闭的情况下，入睡也很不舒服，脸上发痒，喉咙疼了好几天。”9月下旬，她先在线上商城查询空气净化器的品牌、配置、库存和配送时效等信息，发现多数需等到10月中下旬才能到货。

  和家人商议后，她决定到附近的实体店购买，当时恰好只剩下最后一台。“店员介绍，当天已经卖出十二台，相关这类的产品很快就售罄了。”丁丽娜回忆，到家后打开空气净化器时，屏幕上的数值显示131，二十分钟后迅速下降至38。

  丁丽娜购买的空气净化器，打开后污染指数一度飙升至145，属于“不健康水平”。受访者供图

  李芳分析，烟霾之所以能够跨境扩散，核心机制是源区持续排放、低空风场稳定输送、区域降雨清除不足。

  “印尼的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是关键源区，在盛行东南风到西南风的作用下，烟霾可能被输送至新加坡。而泥炭地火灾常常是地下阴燃，排放周期长、扑救难度大，即便局地风场转好，源区只要持续排放，空气质量仍会反复恶化。另据东盟专业气象中心判断，当前海洋大陆降雨偏少、气温偏高，不利于空气中的污染物清除。”

  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2021年的一项研究报告说明，印尼的泥炭地火灾会释放大量PM2.5（粒径2.5微米以下细颗粒物），现已被列入全球第五大死亡风险因素。PM2.5的暴露，可能提升缺血性心脏病、脑血管病、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癌、下呼吸道感染等多种疾病的发病风险。

  综合新闻媒体报道，为应对烟霾给大众带来的健康风险，新加坡保健卫生部于近日启动公共卫生防范诊所计划和烟霾津贴计划，因相关问题到综合诊疗所（政府设立的公共基层医疗机构）求诊的所有公民，均可获得津贴。

  “儿子鼻炎发作，出现打喷嚏、流鼻血等症状，还患上了过敏性结膜炎。”居住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州的孙晓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持续糟糕的空气质量正在损害家人身体。马来西亚教育部发布停课建议后，她儿子所在学校转为线上授课，“校园内早前已取消户外活动，教室也配备了空气净化器”。

  由于国土狭长，马来西亚各州受烟霾影响的程度不一。为尽可能维持教学秩序，学校需根据实时空气质量对课程不断做调整。“近一周内学校多次通知停课、复课、又停课，为了照顾孩子起居，大人只能被动服从安排。”孙晓婷说。

  “印尼不只是送来烟霾。没有烟霾的时候，我们也送氧气。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氧气，不也来自我们的森林吗？”

  近日，印尼政府通讯机构负责人西亚甘达·纳因戈兰（Syahganda Nainggolan）的这番言论招致各方批评，尤其引发新马两国舆论不满。

  在这场林火和烟霾危机中，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均被波及，但受灾方式有所不同。

  李芳指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主要承受的是输入性空气污染。印尼的处境则更严峻——它既是火源地，也是直接受灾地。“除了烟霾影响，还面临ECO受损、泥炭地碳排放增加、灭火和应急成本上升，以及靠近火场社区的高暴露风险。”

  《东盟跨境烟霾污染协议》（下称“协议”）于2002年6月10日签署。印尼在2015年1月交存批准书，协议同年3月生效，至此东盟十国才全部完成有关程序。

  林火并非印尼独有，东南亚多国在旱季也时常出现火情。历次区域性烟霾事件中，除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外，文莱、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国也曾受到影响。

  协议签署已逾二十年，东盟持续推进相关合作；但同时，烟霾反复发生也使协议的实施成效、问责机制和源头治理能力受到各界关注。

  “烟霾跨境流动，受影响国家虽能测量空气污染和健康损失，却难以直接治理火源，常常要火点所在国同意，并通过区域合作进行参与。火点所在国负责源头治理，但也承担着产业调整和地方转型成本。现有机制主要是依靠各国报告和国内落实，独立核查、问责与协调能力有限。”郭文伯表示，协议在跨境污染治理与火源地治理之间的协调仍待加强。

  实际上，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有关领导人，已经在近期探讨协同治理的议题。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向媒体亲口证实，针对烟霾问题他曾致电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对方同意采取必要措施解决危机。

  新加坡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部长傅海燕则表示，正通过官方渠道向印尼环境部表达“随时准备提供任何形式的合作与抗灾援助”。

  但就目前而言，实质性的合作尚无重大进展，三个国家采取相对独立的应对举措。

  “马来西亚国庆节前后，为缓解烟霾影响，政府曾在部分地区实施人工降雨。按照教育部门规定，API（空气污染指数）100以内学校正常上课，超过100暂停户外活动，超过200校园停课。”孙晓婷介绍。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称，政府已储备一批N95口罩，用于援助易受烟霾影响或难以自行获取口罩的公民。当PSI进入“非常不健康”级别时，基层组织将向合乎条件者派发。印尼由国家抗灾署在重点省份进行拉网式泥炭地巡查和火场冷却，同时开展人工降雨来缓解严重旱情。

  “印尼是全球第四人口大国，此次烟霾危机将其与东南亚人口密集的城市和经济区域连接在同一个风险链条中。各国都希望保护健康、维持社会运行，但因风险暴露、治理能力和经济利益不同具体诉求存在一定差别，这也是难以实现区域协同治理的关键。”

  郭文伯认为，相关国家需在健康保护、生态安全、风险信息共享和落实企业责任等方面形成共同底线。合作不能要求所有国家承担相同义务，但也不能让差异成为回避责任的理由，应按照真实的情况分担成本，使各方看到长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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